当刘邦建立汉朝时，大多数政策都延续了秦朝的做法。刘邦在刚登基时，政权并不稳固。尽管他发现了官僚制度可能对皇权产生负面影响，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革，他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。在初期，丞相萧何的权力尤其巨大，刘邦能成功建立汉朝，萧何的贡献可谓是不可忽视的。二人原本关系亲密，萧何无疑是刘邦的重要助手。然而，随着刘邦登上帝位，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疑心也日益加重。丞相的权力，尤其是对百官的掌控，令刘邦感到不安。
汉朝初期，朝中常发生君主与丞相之间的权力斗争。丞相权力过大，不仅统领百官，还能够直接干预军政事务。任何一位君主，如果任由丞相权力过大，势必会面临严峻的威胁。正因如此，刘邦意识到，削弱丞相的权力已经刻不容缓。
削弱丞相权力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将权力分散给其他职务，进而加强中央集权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军权显得尤为重要。一个皇帝若想独揽大权，必须先掌握军权。而在秦朝的三公制度中，军权基本上掌握在太尉手中，这也使得太尉一职极具敏感性，既备受尊敬，又让人心生恐惧。身为太尉，掌管军权便意味着拥有巨大的权力，而这种权力常常导致皇帝的猜忌。
为了防止太尉继续掌控军权，汉武帝想出了一个极具策略的办法——废除太尉一职。为了不让这一职位空缺，汉武帝新设立了“大司马”这一职位，旨在填补空缺，同时削弱丞相的权力。初期的军权依然由丞相掌控，但很快又暴露出新的问题——丞相的权力再次过大，甚至直接掌控军政事务。这种局面令汉武帝深感不安，因此他迅速采取措施，将大司马职权加强，以此制衡丞相。
大司马的设立，本质上是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权力所做出的战略调整。文臣与武将的关系历来复杂而微妙，尤其是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。大司马的诞生，使得武将阶层逐渐与文官阶层形成了鲜明对立。这种对立关系正是汉武帝所希望看到的，他通过放权给大司马来减少丞相的影响力，确保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。
汉武帝向来是个敢于创新的帝王，他的改革不仅体现在设立大司马，还体现在建立内朝制度。大司马成为内朝的重要人物，并在内朝中占据核心地位。这一改革，让大司马在当时享有了极高的地位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汉武帝的支持和扶持，大司马的权力才日益庞大，逐渐与丞相平起平坐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丞相的地位。
在此，我们不得不提到第一任大司马——卫青。卫青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。汉武帝对卫青的重用与信任，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，还因为他是自己宠爱的皇后的弟弟。卫青凭借赫赫战功，成为了汉朝的重要军事人物。在废除了太尉职务后，卫青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，这标志着大司马职位的正式崛起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卫青的侄子霍去病也在汉武帝的宠爱下，迅速崛起。霍去病被任命为大司马骠骑将军，他的封赏规模之大，在历史上前所未有。汉武帝的宠爱和对霍家人的重用，进一步巩固了大司马职务的重要性。
然而，随着大司马职权的逐步扩大，霍光等人也开始在朝廷中积累了巨大的影响力。霍光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，尤其是在汉武帝晚年，霍光成为了大司马，掌控了实际政权。即使是年幼的汉昭帝，也只能依赖霍光来处理朝政事务。霍光的地位逐渐高于丞相，成为了朝中的最高权力人物。
霍光的权力达到巅峰之后，朝中一切决策几乎都由他决定，甚至汉昭帝、汉宣帝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。到了王凤时期，大司马的权力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整个朝廷无论大小事务，几乎都由王凤一人决策。更重要的是，王莽成为大司马后，他的权力几乎可以与皇帝相提并论，天子只是一个傀儡。
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演变，可以看出大司马职位逐渐演变成了专权的工具。大司马权力过大，导致了外戚专政的局面，这也为汉朝的衰败埋下了隐患。大汉从开国之初就开始出现外戚干政的现象，尤其是吕后、霍家、王家等外戚势力的崛起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。
外戚专权给大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，汉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外戚势力所左右。吕后掌权时，吕家得到了极大的优待；汉武帝时期，霍家更是权力鼎盛。最终，随着王莽的崛起，外戚专权达到了顶峰，彻底改变了大汉的政治生态。
总的来说，汉武帝设立大司马的初衷，确实是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削弱了丞相的权力，推动了中央集权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职权的过度集中最终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，导致了外戚专政的兴起和大汉政权的衰败。这一历史教训，不仅给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思考，也让我们对权力的平衡与分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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